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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中國民營經濟命運的一頓火鍋

[發布日期:2019-01-29 ]  本文已被瀏覽過   次   字號: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后,鄧小平就在考慮調動更多的積極性,團結更多的人,一心一意實現黨的經濟建設目標。他認為,一直靠邊站的原工商業者海內外聯系廣泛,有豐富的經商辦實業的經驗,是未來經濟建設不可忽視的力量。
  恰逢中共中央統戰部邀請各民主黨派、工商聯代表人士聚集北京開會。鄧小平知道后,提出要見一見工商界的老朋友。于是,他提了一個名單,共有5人,分別是胡厥文、胡子昂、榮毅仁、古耕虞和周叔弢。
  接到中央辦公廳發來的通知,五老激動異常,思緒萬千。他們一早便來到福建廳等待鄧小平。廳里很溫暖,工作人員也已準備了熱茶招待五老。鄧小平準時到來,并與五老親切握手。隨同的還有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央統戰部部長烏蘭夫,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國務院副總理、對外經濟聯絡部部長陳慕華以及國務院副總理、國家建設委員會主任谷牧。
  鄧小平開門見山:“今天,我先向老同志們介紹一下20多天前剛結束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情況。”鄧小平稱五老為“老同志”,無形之中便拉近了距離,使五老感到了信任。
  介紹完會議情況,鄧小平又對五老說:“聽說你們對如何搞好經濟建設有很好的意見和建議,我很高興。今天就談這個問題。”
  于是,會談便在這樣親切、融洽、毫無距離感的氛圍之下愉快地進行著。談論的話題,相當有料。比如,五老代表的民族工商業者共同的愿望:把資本家的帽子摘掉。胡子昂就這一問題進言:“現在工商界還沒有搞掉帽子,一些企業把工商者同地、富、反、壞、新生資產階級不加區別地相提并論,這些問題不解決,他們心有余悸就難以消除顧慮。”
  鄧小平馬上表示:“要落實對原工商業者的政策,這也包括他們的子女后輩。他們早已不拿定息了,只要沒有繼續剝削,資本家的帽子為什么不摘掉?落實政策以后,工商界還有錢,有的人可以搞一二個工廠,也可以投資到旅游業賺取外匯,手里的錢閑起來不好。你們可以有選擇地搞。總之,錢要用起來,人要用起來。”
  怎么用人用錢?鄧小平的想法是:鼓勵原工商業者出山開辦企業。鄧小平說:“現在經濟建設的攤子鋪得太大了,感到知識不夠,資金也不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過去耽誤的時間太久了,不搞快點不行。但這是個必須解決的問題。”
  就著這個話題,“五老”的話匣子打開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語,氣氛一下子變得融洽、熱烈。
  胡子昂說:“要發揮原工商業者的作用,要大力起用人才,有真才實學的人應該把他們找出來,使用起來,能干的人就當干部。”
  鄧小平立即表示贊賞:“對這方面的情況,你們比較熟悉,可以多做工作。比如旅游業,你們可以推薦有本領的人當公司經理,有的可以先當顧問。還要請你們推薦有技術專長和管理經驗的人管理企業,特別是新行業的企業。不僅是國內的人,還有在國外的人,都可以用,條件起碼是愛國的、事業心強的、有能力的。”
  鄧小平進一步吩咐五老:“現在搞建設,門路要多一點,可以利用外國的資金和技術,華僑、華商也可以回來辦工廠,吸收外資可以采取補償貿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營,先選擇資金周轉快的行業做起。當然,利用外資一定要考慮償還能力。”
  榮毅仁當即建言可以吸引外資興辦實業。他建議:“現在外匯很有限,引進外資要很快生效,目的性要明確,要功利性大些,生產的產品要能換取外匯,出口創匯。只要生產提高了,就不怕沒有償還能力。現在要搞好生產有兩個問題,一個是工資問題,我們過去辦廠,每年要增加一次工資。另一個是管理問題,沒有民主就沒有主人翁感,就不動腦筋;機構多頭,劃圈的人多了,辦事效率就低,生產就不會搞好。”
  榮毅仁的話,讓鄧小平若有所思、頻頻點頭。他果斷表示:“搞補償貿易,有相當的外匯收入,起碼廣東、福建兩個大省大有希望,兩省在外的華僑很多,江蘇、浙江也有。我看,海外同胞、華僑、華裔都可以回來辦工廠企業。國際上資本主義有用的東西,可以拿來為我所用。”
  停了一下,鄧小平又說:“現在國家計劃想調個頭,以前我們一直是工業以鋼為綱。這大家伙,資金周轉慢。我們要先搞資金周轉快的項目,如旅游、輕工、手工業、補償貿易等,換取外匯,而且可以很快提高人民生活。到那時,償還能力這個問題就可以解決了。我們的人都很聰明,千方百計選擇快的來搞,不要頭腦僵化,黨中央對你們原工商業者寄予厚望,希望大家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暢所欲言。”
  座談會持續了兩個多小時,大家談興甚濃。細心的鄧小平抬腕看了一下手表,風趣地說:“肚子餓了,該吃飯了,今天我們聚聚,我請大家吃涮羊肉。”
  “五老火鍋宴”正式開始。五老火鍋宴,加上時年75歲的鄧小平,實際是六老火鍋宴。說是宴請,其實也只是家常便飯。吃的是老北京傳統涮羊肉,白水鍋底、羊肉片,還有大白菜。
  “五老火鍋宴”結束了,但它在原工商業者心中燃起的熱情和希望,變成了一席民營經濟發展的盛宴。
  此后不久,胡子昂、胡厥文、古耕虞辦起了中國工商經濟開發公司,周叔弢在天津創辦建華經濟技術咨詢公司。
  當年由榮毅仁任董事長兼總經理的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由王光英任董事長兼總經理的中國光大實業公司,如今以“中信”和“光大”聞名,已成為著名的國際化大公司。
  1979年9月22日,一些老工商業者利用境外的部分民間集資在上海創辦了一家叫“上海市工商界愛國建設公司”的企業,后被認定為我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后第一家民營企業。
  1979年2月,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召開了“文革”結束后的第一次工商行政管理局長會議。會議向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報告,針對我國正面臨著大批知青返城、城鎮待業人員積壓七八百萬的巨大壓力提出:“各地可以根據當地市場需要,在取得有關業務主管部門同意后,批準一些有正式戶口的閑散勞動力從事修理、服務和手工業等個體勞動,但不準雇工。”這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第一份關于允許個體經濟發展的報告。當年年底,全國個體從業人員一下子冒出來31萬人,比1978年整整多了一倍還多……
  “一只火鍋,一臺大戲”。火鍋宴后,我國民營經濟如雨后春筍般成長起來,一臺中國民營經濟的大戲就此上場。從40年前羞澀的亮相,變成了鼓樂喧天的時代交響曲。
  (摘自2018年10月29日《中華工商時報》,原標題為《五老火鍋宴:開啟民營經濟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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