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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藏半個多世紀的民主記憶(二) ——尋訪一屆全國人大代表

[發布日期:2015-05-04 ]  本文已被瀏覽過   次   字號:

  裔式娟:翻身解放當家作主的感覺

 

 

  從1953年起,以她的名字命名的“裔式娟小組”保持了長達30多年的模范集體稱號。她作為勞動模范, 當選為第一屆至第六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家在上海的裔式娟從1951年起連年當選為上海市勞模及全國勞模。

  記者請她談談從勞動模范到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的感受。她雖然語言質樸,但情感十分真摯地說:“我是紡織工人,歷經了新舊社會兩個時代。解放前,紡織女工受盡凌辱,一天要工作十幾個小時,從早晨6點做到晚上6點,或從晚上6點做到早晨6點,‘日工做到兩頭黑,夜工做到兩頭亮’,工作環境差,勞動強度大。每天12個小時來回奔跑在棉塵飛揚的車間里,一刻也不能停,稍慢工頭非打即罵。不僅受到包工頭的肉體凌辱,每天下班時還要搜身,受盡非人的待遇,得到的卻是低得可憐的工資。解放后,咱們工人的地位從根本上提高了。我們有強烈的翻身感,工作干勁特別大,一心想為國家多紡一些紗、多織一些布。我從一個普通的紡織女工被評為勞動模范,還被選為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解放前,勞動人民像牛馬一樣干活; 解放后,我們工人也管起國家大事來了,坐上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席位,選舉新的國家領導人,討論、表決通過新中國的第一部憲法。這是多么大的榮耀,真是做夢都不敢想的事。”

  “翻身解放、當家作主”是采訪這位當勞動模范的人大代表時表達最多的詞語。她說:“在大會上,為毛主席講話鼓掌我們把手都拍腫了。”她的回憶使記者深切地感受到老人對領導人民翻身解放的領袖毛主席那種發自內心的熱愛。

 

  鄭長華:空軍的代表只有三名

 

  

 

  他先后經歷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他在朝鮮戰場的空戰中,先后擊落敵機2 架,并指揮全團率機群擊落擊傷敵機47 架(擊落38 架擊傷9架敵機),榮獲一等功臣和二級戰斗英雄稱號。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為他授予了一級國旗勛章、二級自由獨立勛章。

  在空軍武漢軍區某干休所,記者采訪了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空軍戰斗英雄鄭長華。武漢冬天室內溫度比較低,鄭老穿著一身厚厚的藍灰色的便裝。但他眉宇之間的英氣,宏亮的聲音,講話的力度,略帶霸氣的手勢,仍使人強烈地感受到這位84歲高齡的老英雄身上那種職業軍人獨特的氣場。

  根據記者采訪前電話中提出的要求,鄭老找出了好幾張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期間的照片。他說:“1954年,召開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時,空軍只有三個全國人大代表:劉亞樓司令員,劉善本,還有我。這張照片是當選全國人大代表之后,空軍的一個記者給我和劉善本拍的。那時我們解放軍組開分組會議,一般都是不分海、陸、空軍,所有代表都在一起。記得每次都是在一個挺大的會議室。”

  “您還記得在北京的什么地方嗎?”

  “具體的地址我記不清了。只記得我們開小組會的地方院子挺大的,有花園,花園里還有假山。聽別人講,賀龍的外甥廖漢生的家就在我們開會那個院子的另一邊。”他指著照片說,“這張是在解放軍代表組分組會議的會場照的。每次開會,代表們的座位是圍成四方形。解放軍代表組人比較多,有60人。開會時分兩圈坐,里圈都是大沙發,坐的人少些;外圈長凳能坐很多人。這張照片上前排的四個人是聶榮臻、賀龍、羅榮桓和廖漢生。我在后排,在賀龍和羅榮桓中間的這個就是我,旁邊白衣服的是海軍的代表王維福,邊上這個是張明……”

 

  周文江:我記得解放軍組每位代表

 

  

  

  他先后經歷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戰爭, 參加過大大小小的戰斗140余次。他被授予全國一級戰斗英雄和志愿軍二級戰斗英雄稱號,5次榮立一等功,3次榮立二等功,4次榮立三等功。他多次受到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他曾當選為第一、二屆全國人大代表, 是在第一、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歷次會議上都當選為主席團成員的代表。

  在周文江家客廳的墻上掛著兩幅老照片。一張是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期間,解放軍代表組的合影;還有一張是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期間,與賀龍、羅榮桓、譚政等我軍將領的合影。

  對1954年9月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周文江有著很多精彩的記憶。他介紹說:“參加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解放軍代表共60人。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最后一次全體會議結束那天,我們軍隊的60 位代表在中南海新華門的大門口集體拍了這張照片。在1955年9月,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通過了《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的決議》。毛澤東主席親自將元帥命令狀分別授予10位元帥。周恩來總理分別把大將、上將、中將、少將軍銜的命令狀授予了在京的將官。那次授銜的解放軍將領有元帥和大將各10人,上將55人,中將175人,少將802人。在我們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解放軍組的60位代表中,有7位元帥,3位大將,27位上將,兩位中將,1位少將,20位戰斗英雄及模范人物。”

 

  召存信:從西雙版納到北京開會要走一個多月

 

  

  

  他有著勇敢、英俊的傣家青年迎娶了孔雀公主如同神話般的故事;他有著從封建領主到人民公仆極為傳奇的經歷;他15歲時,在國家危難的時候挺身而出,組織了140多人的自衛隊,并親自訓練隊員打槍、習武,抗擊日本鬼子的侵犯;他在解放前夕,不顧西雙版納封建領主集團大部分成員的反對,翻山越嶺跋涉8天到普洱地區尋找共產黨領導的解放軍云南討蔣自衛隊第二縱隊,在他的積極配合下,打退了國民黨的反攻,對西雙版納和平解放有著重要貢獻;他從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成立以來,連續擔任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州長將近40年,深受百姓愛戴,創造了共和國州長任期之最;他從一屆人大開始,連續七屆擔任全國人大代表,連任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委員22年,是全國人大各專門委會委員中任期最長的委員之一。

  召存信住在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州委大院后面的一個小院里。他在自家簡樸、整潔的客廳里接受了記者的采訪。一米八多的個子,身材消瘦挺拔,笑容可親,聲音洪亮,身著藏藍色西裝,系著深紅色領帶,從外表根本看不出他今年已經86 歲高齡。他用那溫暖的大手親切地與記者握手。落座后,召存信的夫人刀美英端來了她親手沏的普洱香茶。從她得體的言語和雍容的舉止中,昔日皇族公主的風采依稀可辨。

  召存信講述道:“我們傣族人民早在幾千年前就創造了種稻,用大象犁田……可是到了近代,耕作技術并沒有多大改進,產量很低,地處偏僻和交通閉塞是主要原因。直到20世紀50年代初,西雙版納地區還沒有公路,也沒有汽車,甚至連膠輪馬車也沒有。過去最高領主出巡,要么騎大象,要么乘坐雕刻精美的鐵輪馬車。因為路不好,乘坐鐵輪馬車最多只能走兩公里。1956年2月,西雙版納第一條簡易公路——允大公路通車。從那以后,公路才從無到有,從小到大逐步發展起來。參加一屆人代會一次會議和二次會議時,我從西雙版納到昆明都要走將近一個月的時間,翻山越嶺,穿溪過河主要靠步行,有些路可以騎馬。那時不光路不好走,還不太安全,途中常有小股國民黨殘匪和土匪出沒。我每次到昆明都有6名護衛同行。到達昆明后,我再同其他代表一起從昆明乘飛機直飛北京。”

  召存信從一屆至七屆都是全國人大代表。他告訴記者:“人代會體現了人民當家作主。每次參加會議前,我都要做好充分準備,提議案,提建議,每年都有。一屆人大期間,我提出給支邊的干部增加生活補貼的建議,從13元增加到15元,后來被采納了。每次大會閉幕以后,我都要在全州宣講,傳達大會精神,讓老百姓家喻戶曉,廣泛宣傳政府工作報告中所總結的我們國家的各方面建設的成績,鼓舞各族人民更加努力建設自己國家的信心和勇氣,還把大會的照片帶回來給大家看。現在這些照片都在,只有與劉少奇委員長握手的照片在文革期間被毀掉了。”

 

  田富達:大會為少數民族代表配了翻譯

 

 

 

  他是被境外記者稱為中國“阿甘”的傳奇人物。他出席了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他是1949年與新中國締造者們一起在天安門城樓上參加開國大典、現今為數極少的健在者之一;他是出席第一屆全國人代會唯一的一位高山族臺灣籍代表;他不僅是第一屆至第八屆全國人大代表,還是第一屆至第八屆連續44年的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委員,是目前全國人大歷史上專門委員會委員任職時間最長的一位。

  “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1226名人大代表中,包括了我國各個民族和各個階層人民的代表。其中少數民族的代表共有177名。由于我們國家有50多個少數民族,各自語言不同。一開始,大會主要為蒙古族、藏族、維吾爾族、哈薩克族、朝鮮族和彝族這6個少數民族的代表配了同聲傳譯。開第一屆人代會的時候,即使壯族的代表懂漢語的也都配專人坐旁邊當翻譯。壯族是少數民族里人口最多的,現在可能有2000多萬了。他們當時沒有文字,為了發展他們的教育,后來才創造了文字。那時,少數民族的人大代表大部分還是能聽懂漢語的,但是像新疆唐古拉山底下的柯爾克孜族代表,由于地處偏僻,他們對漢語是一句都聽不懂,像這樣的人大代表都由大會為他們配了一對一的翻譯。也有的少數民族代表是自己帶翻譯秘書的。我記得廣東省瑤族的代表龍三公和西藏門巴族的女代表堯西·澤仁卓瑪都是自己帶翻譯。還有吉林省朝鮮族的女代表金信淑,是個農業勞動模范,由于漢語一句都聽不懂,盡管大會有朝鮮語的同聲傳譯,她自己還是帶了翻譯。所以說,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僅為少數民族代表服務的工作人員就不少。”

  據田老回憶:“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最后一次全體會議上,根據主席團提名,會議通過了80多人的第一屆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委員名單。因為第一屆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的委員人數較多,每個民族至少有一個民族委員會的委員,有的民族還有好幾個委員,這些委員又分散在全國各地,所以民族委員會的全體會議一般都是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會議期間開,或開完大會以后接著開。開完第一屆全國人大民族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后,我就從國家民委調到了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上班。一開始人大民族委員會在后庫,就是現在的會議中心的那個地方,后來搬到中南海。當時民委有35個工作人員,下設三個辦公室:一個秘書組,管行政與干部,還負責后勤工作;一個法案組,專門搞民族立法,當時一個任務就是圍繞民族自治開展調查研究,起草民族自治法;還有一個調查研究組,我在調研組任副組長。”

  田老說:“在第一屆人大期間,每年都要到下面搞一兩次調研,去了很多地方。比如云南的西雙版納、廣西、西藏,西南、中南兩個地方我去得比較多。1955至1956年,四川甘孜藏區、廣西、云南等很多地方還不通車,沒有公路,只能騎馬和步行。那時條件很艱苦,我們下去搞調研都是背著背包,自己帶著被子、水壺,一般住在老鄉家里。藏族地區,我是在1956年平息暴亂以后去的,在甘孜搞土地改革試點。當時我們的做法也是比較明確的,就是要盡最大努力穩定社會。穩定了才能搞建設,只要穩定了什么事都好辦。”

 
(文章來源:中國人大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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